江歌事件映射出转型社会的人性、道德与法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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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名在日本学习的中国女孩姜戈被谋杀一周年之际，日本和中国同时举行了两次审判。在日本，司法人员根据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诉讼；在中国，公众根据道德标准在网上审判另一名受害者。对刘欣的愤怒谴责已经持续了一年，本周达到了高潮。

平心而论，姜戈的惨死确实令人痛心，姜戈母亲的悲痛也确实令人感动。大多数公众的担忧是基于良知和善意。不幸的是，姜戈一生中最亲密的两个人陷入了痛苦的争论，网络关注从爱受害者变成了恨另一个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网络暴力不仅让人叹息，还为未来更多的网络暴力铺平了道路。在最初的愤慨之后，我们应该开始认真思考以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人类的纠缠？如何公正地讨论刑事案件？如何避免以野蛮的方式维护文明，避免以道德的名义践踏法治？

1.“人性”是指责刘欣的理由吗？

就刘欣而言，很多人都希望刘欣能冲出去面对屠刀，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人性的伟大。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面对发生在门外的凶杀案，刘欣不出门是人的本能，就像大多数人面对凶杀案的本能反应是避免和保护自己一样，尤其是一个无助的女人。人性就是这样。即使你的朋友出了什么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这种情况。此外，令人怀疑的是，刘欣是否确切地知道，在一个危险而混乱的时刻，江格尔正面临着一场致命的灾难。(刘欣否认他知道当时门外发生了谋杀，并说门被推了回来，从外面关上了。(

显而易见，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而牺牲和宽容需要人性的升华。人性中的勇气和高贵是令人钦佩的，人性中的胆怯和渺小也应该被理解。尊重人性是任何良好社会的基本原则。正因为认识到人性的胆怯，任何国家的警察在接到谋杀报警时都会警告当事人保护自己，绝不会要求当事人与歹徒搏斗，也不会惩罚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勇敢地救人。因此，为了引导人性的伟大，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尊重和奖励做好事的正义行为。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不应该对普通人提出违背人性的过分要求，更不要说用这种过分的人性要求来剥夺他人的合法权益。过渡社会经常受到人道标准的困扰。如果说过去的道德宣传引起了公众对人性的高度期望，那么今天，社会往往需要重新校准人性的坐标，用普通人的人性标准取代英雄的人性标准。这种回归人性的过程注定充满碰撞和困惑，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是赞美人性的伟大，而不是批判人性的懦弱，给人性的升华以善意和信任。

对于江格的母亲来说，面对女儿被一个白发男人和一个黑发男人夺走的痛苦，江格的母亲指责甚至批评刘欣是人。在法律关系中，凶手姓陈是导致江格死亡的直接因果关系。然而，在普通人眼里，刘欣实际上与江格的死有关。如果没有刘欣，为什么会有这样意想不到的麻烦？通过互联网向刘欣讨回公道、揭露刘欣的家庭隐私，实际上是创伤性应激反应的本能表现，因为不公正和愤怒、伤害和报复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面对受害者互相伤害的人类悲剧，人们经常提起两个类似的案例。1991年，中国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爱荷华大学的五名师生。副总裁t. anne cleary女士去世后，她的亲属设立了Anklery国际学生心理奖学金基金，以照顾和缓解外国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安克瑞女士的亲属也为卢刚的家人祈祷，希望与他们分享这份悲痛。2000年4月，四名失业青年在南京大屠杀，德国普方夫妇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无一幸免。蒲芳的母亲从德国来到南京，给法院写了一封信，希望减轻罪犯的刑期，因为“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认为他们的死亡不能改变现实。”后来，居住在南京的德国公民成立了普方协会，致力于改变凶手家乡的儿童生活和教育。毫无疑问，宽容展示了人性伟大的一面，它也能把人们从悲伤和愤怒中解放出来。宽容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它需要一个友好、信任、宽容和理性的社会环境。然而，不容忍罪犯甚至其他受害者也是人类的本能。

当然，对于这两个家庭，我们都希望看到刘欣勇敢地承担责任，姜木表现得伟大和宽容，以及两个受害者的家属共同努力，为江哥得到法律上的公正。不幸的是，事件发生后，两名受害者的家人很快陷入相互猜疑、怨恨和折磨之中。这种情况很痛苦，但也是人之常情。在一个缺乏相互信任和责任感、宽容文化和博爱精神以及专业社会组织的环境中，人们对老太太摔倒时是否应该帮助她没有信心。他们要求在灾难中幸存的刘欣和失去女儿的姜木相互信任，这超越了普通人。事实上，这里不应该责怪刘欣，因为她侥幸逃脱成为谋杀目标，伤害了她最好的朋友。这种心理创伤和曾经死去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学生，她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头脑去面对她在江格尔的亲戚。因此，刘欣的父母应该勇敢地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和安慰姜木的道德责任。然而，不幸的是，刘欣的父母没有表现出成年人应有的智慧和勇气。

许多网民指责刘欣“不开门，避姜木”，也有人指责姜木没有向在中国被杀后选择宽恕的德国家庭学习。所有这些实际上为当事人设定了普通人难以达到的道德标准。人们习惯于把道德高地归咎于他人，这也是人的本性。然而，在享受道德优越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为别人设定的是一个超越法律的高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可以自律，但并不苛刻。对于许多网络暴力者来说，在践踏他人人格和尊严的同时，他们大声呼吁正义，这也是人性，一种与正义无关的人性，曾经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显然，这一案例暴露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反映了转型社会中人性问题引发的碰撞和困惑。社会转型的重要文化和心理意义在于尊重和回归基本人性，为人性的升华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反思和升华人性的不仅仅是刘欣。

二、如何公正地讨论刑事案件？

公正是参与评论任何争议的基本前提。当人们参与这个案件的讨论时，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公平的。那么，正义是什么意思？

正义既是一种内在标准，也是一种外在程序。作为一个内在的原则，正义意味着“像问别人一样问自己，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我们可能无法将这套内在原则完全付诸行动，但至少我们应该心中有这样清晰的戒律，在谈论正义时，参照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应该赞美江格的高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照顾和充当朋友。我们应该原谅刘欣的“自私”，因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比她更好。我们应该理解江格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会在悲痛中陷入同样的无助和执拗。我们应该谴责杀人犯，因为我们知道，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因为自私和狭隘而残忍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作为一种外部程序，公正意味着在指控他人时，我们应该客观地听取双方的陈述，充分了解案件的真相，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这是一个处于侦查和起诉阶段的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审理涉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就事实认定而言，检方认定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需要经过充分的交叉质证和辩论，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为什么法官在审判中如此严肃地对待事实和证据？因为这是作出客观判断和伸张正义的前提，只有正义不能冤枉无辜的人和宽恕罪人。

事实上，当我们根据高于法律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他人时，我们也需要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目前，刘欣是这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之一，也是配合刑事侦查的证人。本案的重要事实和证据尚未完全确定和依法披露。如果缺乏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只会对一方的指控作出严厉的道德判断，如果仅仅根据个人的感受和好恶就可以任意践踏他人的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无数事实证明，以不公平的方式追求正义无异于在水中捞月、饮鸩止渴，其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多的不公平。

第三，道德标准不能践踏法治的底线

目前，日本依据法治原则保护犯罪嫌疑人陈世峰的基本人权，日本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司法程序正在产生成效。作为这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之一，刘欣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道德审判使受害者刘欣比犯罪嫌疑人遭受了更多的伤害。如果日本的法治可以保护犯罪嫌疑人，但我们的法治不能保护普通公民，这将是对法治尊严的极大伤害和讽刺。事实上，如果犯罪嫌疑人正在伤害江格的生命，那么网络暴力者正在更大范围内破坏国家的法治。当网络暴力冲破法治的大坝时，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最终都会消失。

正因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侮辱人格尊严的严重局面，立法者在制定“82宪法”时，非常重视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禁止以任何方式侮辱、诽谤和诬告公民。”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上述条款构成保护人的尊严的特殊和一般条款。为了落实宪法的上述规定，中国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刑事和民事法律制度。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诽谤罪是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该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开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所列罪行，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以外，只有在被告知的情况下，才予以处理。”

侮辱诽谤是犯罪行为，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侮辱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受害人可以自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当侮辱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诉机关可以对涉嫌侮辱诽谤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为了理顺国家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程序，制裁严重的诽谤犯罪，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法释[2013]21号《关于处理信息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弥补了信息网络时代制裁网络诽谤的法律漏洞，使网络诽谤面临更大的法律制裁风险。当然，法律禁止的侮辱和诽谤有特定的含义，侮辱和诽谤罪也需要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普通的意见表达、评论甚至批评都不违反法律。然而，在此次事件中，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针对刘欣及其家人的严重侮辱和诽谤，有些甚至超越了犯罪的界限。

中国社会仍处于法治的艰难转型之中，在每一个血泪案件中，都注定要凝聚现代法治的基本共识。姜戈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希望，当我们批评他人时，我们能够深入思考人性的黑暗，当我们热情地呼吁正义时，我们能够审视我们追求的正义标准，当我们挥舞互联网大棒时，我们能够认识到虚拟空对他人权利的真正伤害。

(注:边肖是法学博士。这篇文章只代表了边肖的个人观点。(